2018年3月

原标题:中国裁判 何日重回世界杯

中国足球裁判员穆宇欣(天津籍)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比赛中担任助理裁判员中国足球裁判员穆宇欣(天津籍)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比赛中担任助理裁判员

当地时间3月29日,国际足联公布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裁判名单,36名主裁判和63名助理裁判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裁判无人入选。在男足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上,曾有过中国裁判的身影: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及2010年南非世界杯,都有来自中国的裁判执裁世界杯比赛。

据国际足联介绍,对于世界杯裁判的选择,主要考虑执裁水平、对足球的理解程度以及对比赛和球队战术的阅读能力。这些指标或许一般的球迷无法通过具体量化的数据来理解,但结合国内各级别足球联赛频发的争议判罚、中国裁判在国际赛场有限的出场机会来看,或许能让人对中国裁判的落选不会太过意外。

有机会亮相国际赛场的中国裁判本就寥寥无几,在国际足联和亚足联重大赛事中,能获得执裁资格的更是屈指可数:最近两届亚洲杯,2011年仅有穆欣宇执裁,2015年竟无一人入选;国际大赛决赛,也只有王迪主哨的2016年亚洲U16(16岁以下)锦标赛。本土裁判尤其是男足裁判与世界大赛的“脱节”,也影响着联赛、球员乃至国家队与国际足坛的“接轨”:在国际赛场遭遇争议判罚后球员的过激反应,往往也被认为是对执法尺度“水土不服”的表现。

破除中国裁判“走出去”的主要障碍,还需在管理机制、技术手段、业务培训等方面持续发力:中国足协将裁判职业化提上日程,中超引入VAR(视频助理裁判)系统,8名“80后”裁判年初被选派赴海外培训……近年来,随着球市升温、投入加大,本土裁判的成长环境和成长速度大有改观。去年,男足裁判马宁、傅明和王迪获亚足联精英裁判员认定;今年,国际足联公布的中国足协国际级裁判员24人名单中,绝大多数都是“80后”,甚至出现了“90后”的身影。或许,中国裁判重回世界杯的希望,就在其中。

原标题:搞保护主义等于自我关闭通向中国的大门

当地时间2018年3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越南河内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工商峰会。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年份。40年来,中国发展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今后中国更高质量的发展仍要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也不会受外部因素干扰。改革开放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将使各国共同受益。我们将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既引进来,也走出去,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我们将推出一系列进一步开放举措,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加良好、宽松的投资环境。

王毅强调,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向别的国家开放,也希望别的国家向中国开放。国际贸易中出现一些分歧和争端是正常现象,关键是应通过平等协商,坚持依法依规,寻求合理解决。任何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都是开历史倒车,不仅没有出路,还将反受其害。王毅说,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的机遇,但搞保护主义,等于自我关闭通向中国的大门,必将自食苦果。时间会证明这一点,事实也会证明这一点。

原标题: 雷军纪委讲述“严管就是厚爱,监察就在身边”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撰文 | 王祎

“严管就是厚爱,国家监察,就在身边”。说这句话的,是小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二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和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共同推出了重磅节目《监察法来了》。在这个系列短片中,雷军担纲讲解人,亲力普法。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前不久介绍过,全国两会上,审议监察法草案是代表委员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制度创新”“监察全覆盖”“标本兼治”“刀刃向内”等成了他们讨论的热词。

而雷军作为北京团代表,多次参与监察法草案审议工作。两会刚刚结束,雷军就现身纪委,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来讲述监察法,他显然特别熟悉。

“坚持首善标准,实施国家监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监察委员会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在系列短片第六集中,雷军将他对监察法的理解简明扼要地做了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事关全局,影响各个领域,互联网和科技的圈子也不例外,亲力参与宣传解读,雷军也是责无旁贷。

除了雷军,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北京电视台副总编辑徐滔、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等人也在这个系列短片中“现身”讲解。

“国家监察体制源自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丰富发展。”韩永进讲述了监察法的意义和地位;杨元庆在阐明监察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同时,也介绍了监察的对象和范围;徐滔和厉莉则从具体架构出发,解析监察法要构建的是怎样的长效机制,如何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等等……

虽然内容不长,但令人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嘉宾,分别来自互联网、媒体、司法等不同领域,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中,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十三届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代表。

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一,过去1年多时间里,北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和试用相关法律条款,形成了一系列的“北京经验”。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说:“北京作为先行试点地区,在监察法制定过程中,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可说,有不少生动的故事可讲。”

监察法颁布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密集的学习和普法活动,北京快速响应“量身定做”视频普及监察法,再次走在全国前列。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解读、普及监察法,积极推广人人反腐,北京正继续发挥“探路者”作用,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映客赴港上市递交招股书:平均月活用户数和付费用户数双降

澎湃新闻记者 陈宇曦

注入A股上市公司宣亚国际(300612)不成,映客直播拟冲刺港股上市。

3月26日,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登载了直播平台映客第一次呈交的IPO招股说明书,联席保荐人为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花旗全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及德意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招股书中未披露映客拟募资金额。

映客称,上市募资所得款将主要用于进一步丰富产品和内容、扩大用户群及推广品牌、物色战略投资及收购机会、开发技术提升研发实力,以及用作补充一般管理资金。

此次提交上市的主体为映客互娱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中国有全资附属公司映客中国,并透过合约安排以北京蜜莱坞及附属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

根据映客提交的申请书,映客App正式上线于2015年5月。

2015年12月,映客完成多米音乐投资的天使轮融资,2016年4月获得金沙江创投、紫辉创投、赛富、昆仑万维和宣亚国际共同投资的A轮融资,2017年完成B轮融资,由芒果文创、、嘉兴光联等投资,紫辉创投继续投资。

映客称,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已经吸引超过1.945亿注册用户,有3680万用户以主播身份直播各类表演。

财务数据上,2017年映客的收益为39.4亿元,经调整纯利达到7.9亿元,2016年映客的收益为43.3亿元,经调整纯利为5.68亿元。上述数据显示,映客在2017年虽然收益减少,但净利润有所增加。

映客财务数据。 澎湃新闻记者 陈宇曦 制图

映客称,按2017年主播人数计算,映客是中国最大的移动端直播平台,按2017年收益计算及按活跃付费用户人数计算,映客是中国第二大移动端直播平台。

尽管映客将自己描述成“中国领先的移动直播平台”,但在2017年,映客在两项重要的数据:活跃用户数量和付费用户数量上显著下滑。相较2017年不断刷新用户数量和财务数据记录的直播社交平台,映客在2017年直播行业的复杂竞争环境中,表现似乎突围。

2017年9月,整合传播服务公司宣亚国际(300612)抛出28.9亿元收购映客创始团队持有的48.2%股权的方案,但这一资产重组最终在2017年12月宣布作罢,当时有接近映客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映客不排除独立上市的可能性。

而今映客拟独立冲刺IPO,但其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与一年前相比已有所不同。

月活跃用户数和付费用户数双双下滑

从招股书来看,映客的平均每月活跃用户数量(MAU)在2016年迅速增长,从第一季度的1537万攀升至2016年第四季度的3000.6万,但从2017年开始,映客的月活数出现下滑,四个季度的月活数在2212万和2518万之间。

映客用户数据。 澎湃新闻记者 陈宇曦 制图

平均每月付费用户数量的变化态势与月活数据类似,在2016年第四季度达到248.6万,但这一数据在2017显著下滑,2017年第一季度的每月付费用户数量较2016年第四季度拦腰截断至182.4万,随后在第三季度下滑至61万,在第四季度小幅增长至65.2万。

在风险陈述章节,映客也提到了上述数据下滑的问题:“于2017年第一季至2017年第二季期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大幅下降,而平均每月付费用户数目于2016年第三季至2017年第三季期间亦有所减少。“

映客称:“倘我们未能有效管理增长、实施业务战略及控制成本与开支,我们的业务及经营业绩可能或受损;倘我们无法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吸纳新用户及留住吸纳有用户,我们的业务及经营业绩或收到重大不利影响。”

虽然面临活跃用户数和付费用户数的减少,但映客在招股书中强调了用户数付费金额的提升:月均每付费用户充值金额从2015年 的190元增至2017年的406元。

平均每付费用户充值金额。 澎湃新闻记者 陈宇曦 制图

映客称,截至2017年12月在中国所有移动端直播平台中,映客的中国一二线城市用户比例最高,每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用户比例及女性用户比例也是最高。

映客列出的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映客平台用户数的比例达到57.4%,每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用户比例则达到35%,76.1%的用户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

曾遭主管部门两次罚款

直播平台上的内容乱象在过去两年来受到了自监管方面的巨大压力,成为影响直播平台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在招股书中,映客称根据中国现行安排,多个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文化部、工信部及广电总局)联合规管移动直播业务的主要方面。

根据招股书,映客曾因第三方在App内发布不当内容,而遭到主管政府部门处以两次总额5万元的处罚。

映客称,北京蜜莱坞直至2015年11月20日被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罚款时,方知道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要求。被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罚款后,北京蜜莱坞已立即聘请人员,专责处理许可 证申请及相关事宜。然而,北京蜜莱坞于2016年3 月4日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不久之前,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于2016年3月2日再 一次检查北京蜜莱坞,北京蜜莱坞因此于2016年3月16日被处以人民币2,000元的额外罚款。

除了自身涉及的监管要求,对于平台内容,映客也依规承担责任。映客称,“用户违规及滥用平台或会对我们的品牌形象有不利影响,我们亦可能须就于平台展示、检索或链接的资料或内容承担责任。”

映客在招股书中披露,该公司在湖南长沙有一支78名成员组成的专门内容监控团队,安排内容监控员工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随机检查平台直播间的违规行为。

映客的总部位于北京,但内容监控团队主要在长沙办公。

有投资者在映客上市前夕退出

目前映客创始人奉佑生、联合创始人廖洁鸣和侯广凌为映客执行董事,公司非执行董事为刘晓松,独立非执行董事为崔大伟、杜永波和李珲。奉佑生持有映客20.94%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廖洁鸣和侯广凌分别持股4.69%。

映客在2015年3月上线,9个月后即完成天使轮融资,4个月后完成A轮融资,当时称估值达到70亿元,映客的股东背景也非常豪华,既有金沙江创投、赛富、紫辉创投这样的专业投资机构,也有腾讯、宣亚国际、芒果文创等产业股东。除三位创始人之外,多米在线持有映客14.59%的股权,昆仑万维持有映客10.23%的股权,紫辉创投持股7.29%,腾讯、宣亚国际和芒果文创持股则均不足1%。

在2017年宣亚国际拟收购映客直播创始人股权的交易案中,曾公布了少数股东的股权安排计划,这些A、B轮投资方原本将由宣亚国际管理公司嘉会投资接盘持有的映客股份,但随着映客和宣亚国际的交易终止,这些少数股东的退出计划也落了空。

进入2018年,虽然映客正在尝试独立上市,但已经有投资方开始撤出。

根据招股书,2017年12月30日,芒果文创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北京蜜莱坞的全部股权(0.91%)转让给一名新投资者长兴盛钜,代价约为人民币6020万元。芒果文创是映客B轮的投资者,当时的投资金额是3600万元,此次卖出股权算是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值得一提的是,接盘方长兴盛钜背后有紫辉创投的身影,而紫辉创投是映客A轮和B轮的投资方。

另外,2018年1月16日,嘉兴光联将持有的股权(1.09%)转让给新投资者驰誉投资,代价约为人民币7180万元。

上述两笔股权交易在2018年2月9日完成。

在完成股东重整后,为了准备上市,澎湃新闻还发现映客在2018年3月新聘任了一位财务负责人。2018年3月,李劲加盟映客,担任首席财务官,负责财务管理及投资者关系。在映客前,李劲曾担任Baby Space Corp首席财务官、广州久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多家直播平台掀起上市潮

在招股书中,映客将陌陌、YY直播、虎牙、斗鱼以及快手和今日头条等平台的直播业务列为竞争对手。按照2017年收益计算中国主要移动直播平台的市场占有率,映客称自己的市占率达到15.3%。

2017年按收益计算的移动端直播平台市场占有率。

进入2018年,中国网络视听行业开始“上市躁动”,先是视频网站和递交赴美上市的申请,并将于3月28日和3月29日正式在挂牌交易,爱奇艺和B站旗下均有直播业务板块。在直播公司中,(Nasdaq: YY)也在近日公告旗下游戏直播平台虎牙已向美国证监会递交上市申请,与此同时,虎牙的老对手斗鱼将赴港上市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从提交招股书的时间来看,映客走在了虎牙和斗鱼的前面。

这些直播平台的发展荣衰,除了自身经营,还取决于整个行业的前景。尽管收益下滑、活跃用户数衰减,但映客仍对直播行业的未来有乐观的期待。

在招股书中,映客专门聘请了第三方顾问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来进行行业研究。映客在招股书中写道: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国移动端直播的每月活跃用户群由2012年的560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1.75亿人,复合年增长率为99.3%, 预期于2022年将进一步增至5.013亿人,复合年增长率为23.3%。 移动端直播市场规模由2012年的人民币1.057亿元增至2017年的人民币257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00.0%,预期于2022年将进一步增至人民币978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30.6%。

原标题:“浴室藏摄像头”事件:在日中国女研修生称警方证实拍到裸体

阳春三月,日本的樱花已经开始陆续绽放。对于日本岐阜县大垣市艳金化学织维株式会社务工的中国研修生孙洁等几个女生来说,搁在心头的在等待了近两个月之后,也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3月22日,孙洁(化名)对澎湃新闻()表示,她们六名研修生当天在工厂接受了当地警察署永谷浩警官等人的听证问询,并从警方处得知,根据被取走的摄像头中的视频,有两名女生被拍到了裸体画面。

澎湃新闻2月13日报道,2月7日,这几名中国研修生在公司浴室洗澡后,无意间发现镜子下方有一个隐蔽的摄像头。但限于日本法律的规定,她们在寻求警方帮助时一度出现“报警难”的问题。澎湃新闻报道的当天晚些时候,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已向日本当地警方提出交涉。最终在中国领事馆、当地华人、公司等方面的协助下,案件得以受理。

发现摄像头的浴室内部,发现时摄像头就插在镜子下方的电源插座上。发现摄像头的浴室内部,发现时摄像头就插在镜子下方的电源插座上。

一个半月后公布进展“基本正常”

孙洁告诉澎湃新闻,她们每人接受了警方约1个小时的问询。其间,她们得知了此前被取走的摄像头内的视频内容,里面包含了一段时长5小时10分钟的视频。当地警方给6位女生展示了部分根据视频截取的照片,其中4人进入了被录制的影像中,2人被拍摄到了裸体画面。除了女生之外,在二楼居住的一名日本当地男职工也被拍到。

孙洁表示,当地警官主要向她们询问了事发经过、可怀疑的对象以及在观看了照片之后的想法,并让女生们在相关的问询材料上签字按手印。

“这基本证明了非法进入建筑物罪的存在,日本警察接下来会进一步寻找嫌疑人,进一步侦查结果出来后,受害者可以进行相应的维权。”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王云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侦查结果出来后有相应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的存在,受害者就可以请求嫌疑人或公司进行相应的民事赔偿。

王云海此前对澎湃新闻介绍说,在日本安装摄像头偷拍是一项严重犯罪,有两种依据:其一,依据日本刑法,“建造物侵入罪”可以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各个地方议会有“迷惑防止条例”,该条例中“偷拍”一般会处以1年以下徒刑。

但是对于孙洁和其他5名女生来说,过去的近一个半月并不轻松。从2月7日在公司的浴室发现摄像头之后,孙洁和其他5名中国女生在当地知名华人李小牧的帮助下报了警,并将发现的摄像头交与当地警方。此后,她们一直在忐忑地等待着当地警方对摄像内容的调查。孙洁表示,现在她们还经常结伴前往浴室洗澡,希望事件能尽快水落石出。

按照日本法律,如要马上立案,必须由建筑物所有者(本案即为6名中国女研修生所属的公司)向警方提出“被害届”(受害说明),警察署刑事课才能够以“建造物侵入罪”立案侦查。

事发至今已近两个月,为何当地警方此时才公布对摄像内容的调查进展?王云海对此解释道,这个速度在日本基本正常,日本警察办案基本都是这种速度。

研修生不受劳动法保护

在日本,研修生是指在当地学习劳动技能、顺便打工的外国人。近年来,随着赴日研修生的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在日研修生利益受侵甚至死亡等各种事件频发,但是在日研修生的生存状况依旧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研修生制度问题很多,它实质是劳动,但名义上是研修,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把研修人员置于十分脆弱的地位。”王云海说,研修生的生存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是因为前往的研修生往往是自愿参加,中国和日本各自作为主权国家很难正式协调。但是,作为法治国家,日本应该认真思考改善它,加强对研修生的人权保护。

日本于1981年建立“外国人研修制度”,随着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日益严重并导致劳动力缺乏,研修生制度逐渐演变成变相引进劳动力的方式。1993年,日本又推出“技能实习生”在留资格,但技能实习生从事的劳动多是日本人不愿干的低薪工作,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3K工作”(危险、脏、累),这与培训技术的目标日渐背离。

事实上,不仅来自中国的研修生生存状态堪忧,来自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研修生也普遍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此前报道,日本以“研修生”名义引进越南劳动力,其中一些被悄然送到福岛,协助清理第一核电厂周围核垃圾。一些越南人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去福岛的。

对研修生的不公正待遇也遭到了一些日本媒体的抨击。2月20日,《朝日新闻》就曾发表社论称,研修生制度是对人权的疏漏。尽管针对研修生制度的“优化法”已经在3个月前开始施行,要求作为接收方的工商团体详细纪录给研修生的报酬和劳动时间,制作实习计划,并对此进行认定,但目前仍旧存在着管理监督机构有限却不断扩大招收研修生人数的问题。

研修生制度已经成为了日本屡次遭受国际社会指责的制度,日本政府应该针对此制度制定人权行动计划。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到2017年10月为止,在日研修生人数已经达到了近26万人,4年间增加了12万人。在5600多家接受研修生的单位里,70%在劳动时间、安全标准、工资的发放状况等多方面都存在违法行为。

“日本应该正视劳动力不足需要引进劳动力的问题,并正式承认外国劳动人员,在劳动法中赋予他们合理的合法地位,这对日本社会有利,能够改善其作为法治国家的形象。”王云海建议道。